今年五月，美国司法部曝光了美国名校招生贿赂丑闻，指控50人涉嫌参与“购买”耶鲁、斯坦福等大学入学资格，行贿者多是富商、高官、明星等社会名流。美联邦检察官称这是“司法部起诉过的最大规模入学舞弊案”。

《华盛顿邮报》认为，这是一个关于财富带来特权的故事，但故事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，这些顶级富豪仍然担心自己的财富不够多，他们需要通过将子女送入名校以维持身份和地位、获得更多财富。说到底，这是一个赢者通吃社会带来病态恶果的故事。



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副教授劳伦·A.里韦拉的《出身：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》一书认为，教育已经成为精英群体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的路径。富裕家庭的孩子依然是高校生源的主体，有更多经济资本的家长可以较容易地让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，打造大学录取委员会青睐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，也能让孩子拥有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互动方式，从而让他们在高收入职位的招聘当中胜出。

美国《大西洋月刊》以此评论说，“传承入学”是指有人进某名校就读后，其家族的申请人就能得到优先待遇。目前，哈佛大学本科生通过“传承入学制度”申请成功的比例约为14%，而校友子女申请哈佛通过的比例是非校友子女的5倍。

《华盛顿邮报》评论称，其实富人用他们手中的权力、影响力和钱财在子女入学时赢得优势，在美国并不是什么大秘密。只是这次的丑闻细节令人惊恐。《卫报》指出，精英学校正在固化阶层不平等，而不是减少这种情况，出现问题的是教育整个系统。

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、刘云杉教授在中国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。她表示，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日趋稳定，教育作为传统的上升通道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，它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，更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运势。教育当中，既有底层的平等诉求，也有中间阶级经营、投资的策略，还有隐秘的财富阶层对继承人的传承和庇护。教育变成了一种赌博，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。

刘云杉教授指出，除了阶级固化的因素，这些年的教育改革过程，反而更加重了家长的教育焦虑。教育焦虑与很多因素相关。首先是社会结构，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，普通民众都习惯了向上流动；然而，今天社会结构已经日趋稳定。教育作为传统的上升通道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。而且，在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中，家长不允许孩子失败，也不接受孩子平庸。这样的教育投入已经扭曲了教育，教育不再是常态的教育，它更像是一个赌场。